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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绥是归化城和绥远城的总称(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这两座塞上古城，从清初以来，就成为清王朝用兵西北和统治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军事重地。
至清朝末年，归化城内驻都统一、道台一、厅官一；绥远城设将军镇守，城内除驻满洲八旗兵外，环新旧二城驻有土默特蒙古旗兵一营。并在归化、绥远二城之间驻有汉军外八旗后路巡防队八个营(即马队三营、步队五营)，置设统领管理。但这八旗后路巡防队分守四方：西极五原河套，东至兴和、接察哈尔边境，北尽内蒙［草地］，南界托［克托］城，分布散居千有余里。至年(宣统元年)，这支巡防队本部大营(驻营房道)只不过两连，且皆以老湘军编遣之余，将偷（偷原为女字旁，通用）卒情，驻防岁久，一无所事。平日除烟赌外，咸谋生聚，自营家室；加之防军枪支陈旧，皆铅丸老毛瑟，不堪使用。这支老朽腐败的驻防军，非加整顿补充军实无以应大事之需。年(宣统二年)，清廷为加强归化、绥远二城之防务，便命山西巡抚陆钟琦派遣周维藩(周维藩，字介人，安徽合肥人，以翰林游学日本。他在日本多交际旅日本革命党人，曾与吴禄贞、徐祯、赵声等人交期最密。归国后，驻吴淞统领。后经山西巡抚陆钟琦之子陆亮臣密荐任归绥新军统领)任归绥巡防队统领，整顿军务，编练新军，自此为归绥新军建置之始。
同年正月，周维藩任归绥后路外八旗巡防军统领后，他默相大势，蹙然忧之，审思周虑，为澄本清源计，先从人事入手，对于原驻防岁久之腐旧八营巡防军进行大力整顿，首先把有以救国献身革命思想的青年士兵吸收在营内。按照他提出的整编新军计划是：简拨英俊，培养青年；淘汰腐旧，裁撤阖冗；巡边按部，结以恩信；更番受训，集中兵力；补充枪械，抽练新兵。经过他近一年时间的整顿，使归绥新军，逐增成效，在新军中培养出刘少瑜、张琳、张万禄、吴金山等数十名新军将士，作为他任以心腹之新军骨干力量。在军事装备上，周维藩商之山西巡抚陆钟琦允拨快枪支(皆汉阳造小口径步枪)，换替原不堪使用之皆铅丸老毛瑟枪。不久运来新式快枪支，规划经年，渐有端绪。此为后来归绥新军起义奠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举国哗然，各省新军纷纷起义响应。九月初八日，山西光复；十月初十日，大同兵变。这直接震撼了清朝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正如绥远将军堃岫(满族)奏报：查归化各厅土匪纷动，本处兵单不敷分顾。敬祈急速设法，保重要关，以顾关北全局。。与此同时，察哈尔都统黄懋澄、直隶总督陈夔龙纷纷致电清内阁。黄说：张垣巡警昨拿匪党三名，供不日起事；陈说：大同失守，张家口西二道河兵变，毅军苦寒，急送皮衣。更请派兵驻宣府，张家口，防其由草地东窜，以固京师门户。十月十五日，绥远城将军堃岫再次奏报：归绥两城也孤危日甚；十七日又报且各厅目下土匪蠢动，更难匀拨助剿。至蒙旗陆军各队，为数无多，仅足防守归绥两城，不能再备征调。时迫事急，无路求援。可见，山西大同光复后，革命形势直接波及了内蒙古西部地区，致使清朝在内蒙古的统治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归绥新军起义是在内蒙古同盟会员宣传鼓动下爆发的。农历十月上旬，首先有山西同盟会派遣毛智和持腊丸书走包头，促郭鸿霖联络同志相机响应。不久，革命党人杨云阶、云亨(蒙古族)、王定圻等人，分别由北京、太原驰赴绥远、包头，运动军队，响应起义。其中，杨云阶到了归化、绥远城后，就在归绥新军中宣传革命，并致书新军统领周维藩劝其反正。书中说：我公身统八旗重兵，缚堃岫如拾芥，取新城如探囊。据归化以号塞上，漠南万里，悉归掌握。此千载之机，时不可失。望公振臂一呼，扫除腥秽，光我山河！这时，在革命党人的运动下，归绥新军跃跃欲试，准备发动起义。新军统领周维藩就在时事日亟的革命形势推动下，立即组织起义。经过周维藩策划，决定派刘少瑜、曾友胜赴兴和、丰镇一带集合东路；派张琳、张万禄、吴金山赴包头、五原一带集合西路；北路则恃驻可可以力更(今武川县城)；吴鸿昌之马(队)三营，为联络东西两(路)之总据点。当新军组织起义时，归化、绥远二城官厅衙署，戒备森严。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绥远城将军堃岫，归化城副都统麟寿、归绥兵备道咸麟齐集道署会议，顿时气氛紧张，对新军严加戒备、防止暴动。是日晚，统领周维藩对起义新军说：今日在道署，情况甚险，吾几为若辈所算，刻新城城门已闭，城上竖炮多门，均已大营为目标，旗兵悉望城，战火一触即发。我等身居危地，不能受制于人。我将亲赴后山，总集兵力，宣布起义（同上）。周维藩宣布起义后，立即命军书方仲纯与书记官刘辛农、哨长唐佐臣守视营门，并派一连新军连夜赶运库存械弹，期在后山大滩(位在武川县东部)地方会合。是日午夜，周维藩亲率新军本营三连，又命东一营管带罗在千随同轻装潜发开拔后山。这支新军起义队伍，未鸣一枪，经城北公主府，直趋大青山，跨越蜈蚣坝，在县城南(武川)四十五里，当厚和(呼和浩特)通武川大路之间，山势重垒，道路蜿蜒。其上有关帝庙，为乾隆三十一年所建，庙西曲径，直达山巅。起义新军至山巅，见地势险要，命罗在千设营部于关帝庙中，扼守山口，以防清军追兵进驻后山。周维藩率起义军驻守大滩，大滩位于县(武川)东境，俗称东大路，距东八号七十里。此地是通往绥远东部重要公路交叉点。起义军占领上述地方不久，新军第二营马队营长、与统领周维藩情感最洽，军事恭顺的吴鸿昌，却心怀叵测，隐作内奸，在绥远城叛变。加之罗在千有少妇在绥远，故恋恋思归，致使军心涣散，又粮饷不齐，复苦饥寒。
农历九月底，驻守在大滩的起义军，分为东西二路，扩展势力。其中，东路由周维藩等率领东下，转战兴和厅、丰镇厅等地。十月中旬，周维藩所部至兴和厅，立即宣布起义，各处民兵悉响应（同上），并与刘少瑜所部新军在兴和厅会合。适时，由于刻传闻京畿第一镇将至，绥远、兴和孤悬塞外，与省军未能取得联系，况兴和地小人多，难以容众，故东路起义新军决定，南取大同，会合雁门军，再图绥远。从此，东路起义军转战晋北地区，同山西革命军联合进行反清斗争。
与此同时，西路的归绥新军起义队伍，由哨官曹富章、张琳率领的名新军从后山转战包头、五原间黄草洼后口子地方。当时在包头的革命党人杨云阶、郭鸿霖、王鸿文、王平章等，正在按照山西同盟会的指示，促郭鸿霖联络同志相机响应（《辛亥绥包革命史实纪述》），就在计议起义方略，应由运动当地驻军入手（张淑琳《续西峰先生事略》）之际，这时归绥新军起义队伍转战包头，犹如雪中送炭，从而加速了包头起义的爆发。当时，包头郭鸿霖、后套李冻成、归绥曹传章、丰镇王镇亚、托克托城吴英、吴耀等在塞外蜂起（《辛亥绥包革命史实纪述》）。
10月中旬，包头革命党人郭鸿霖，立即积极运动驻包头清军管带王紫绶、谢若霖两人，争取他们悬旗反正，参加革命。并通过清军王，谢二管带，又运动借驻包头之五原厅同知樊恩庆、东胜厅同知谢锡庆两个地方文官，予以同情和支持。最后，经商得王、谢两管带同意后，遂欢迎义军入城。并设立地方自治筹备处，以主持革命事务。除革命党人郭鸿霖在包头城内运动清军进行起义外，还有革命党人杨云阶赴后套大佘太、隆兴昌两处清军驻地，与管带郝树屏进行联络。清军管带郝树屏颇识时务，愿听包头自治筹备处的调动与指挥。从此，归绥新军起义队伍逐渐扩大，并与包头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正当归绥新军起义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之际，清廷谕归化城将军堃岫妥速布置，严为防守。堃岫立即奉命由本城挑派巡防官兵五百数十名，专顾城防。并令土默特添练蒙兵五百名，回团三百名，民团二百名，以资保卫(《宣统政纪》卷64，第11页)。又谕归化城副都统麟寿：归化城兵变情形，严密防范，毋稍疏虞。(《宣统政纪》卷65，第3页)。这时清军一面积极布防，一面以安地方为名，对革命党人和起义新军进行镇压。
10月下旬，由包头革命党人策划的起义就绪以后，驻包清军和驻包五原同知樊恩庆虚与委蛇，表示赞助革命，假意宣布订于11月1日，悬旗反正（《绥远通志稿》卷91《人物忠烈》，第6页）。革命党人信以为真，便计议招致后口子的归绥义军进驻城内，以充实力。4日，这支归绥起义新军余人由曹富章、张琳率领，都斜背着一条白布，在郭鸿霖等和包镇公行代表的迎接下，经太平桥由东门开进包头（巴靖远《辛亥包萨革命经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页），分散驻在今包头东河区东街、前街和富三元巷内等三个地方。当5日晚，阴险狡猾的樊恩庆，以设宴为名，邀请革命党人和归绥起义新军首领借赴宴之机，阴谋制造了马号事件，很多革命党人及归绥新军首领曹富章、张琳等7个都督惨遭杀害。这部分归绥新军试图在包头举行起义的计划夭折。
事后，革命党人多次谋杀樊恩庆，使他被迫逃往归绥，被绥远将军堃岫任命升为归化厅同知。革命党人继续遭到他们镇压。从此，归绥、包头等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革命一度陷入低谷。
原标题：《辛亥归绥新军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