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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阴山南北两侧自古以来就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互动的重要区域。北方游牧部族与南方农耕人群在这里交往交流，不但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也共同塑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形态。年7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的对话”学术会议。会议之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作，组织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赴武川县、达茂旗、固阳县、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等地，开展田野调查，旨在推进对这一农牧交错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并进一步深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交流与互动。
此行考察团成员有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乌云格日勒（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教授）、邱源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韩笑（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蔡伟杰（深圳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田宓（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陈博翼（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包呼和木其尔（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讲师）、孔令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本文系考察日志，澎湃新闻分上、下两篇刊出。
7月19日
14：00，考察团一行十人，从北京大学乘CA次航班，飞往呼和浩特。飞机16:40起飞，18:00降落。抵达呼和浩特白塔机场之后，考察团成员乘车至呼和浩特市区宾馆入住。
7月20日
8：00，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长海老师加入考察团，考察团一行十一人乘坐中巴车，离开呼和浩特城区，开始了为期四天的田野考察。中巴车沿省道，一路向北，过“坝口子村”，渐渐驶入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的沟谷之中。这条过大青山至武川县城可可以力更的道路，即阴山“白道”，自古以来就是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往来活动的交通要道。发现于坝口子村的元朝延祐七年所立《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记载，此道为元朝供应漠北军需的“给饷之正路”。
（唐行：《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中共呼和浩特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呼和浩特史料》第5集，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年，第页。）
民国《绥远通志稿》记录，此路“为山后通省之要道。”
（民国《绥远通志稿》第79卷《公路》，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10册，第45页。）
年8月，顾颉刚等一行8人，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考察呼和浩特、包头地区，当时他们也是从这条路穿过大青山，前往百灵庙。需要注意的是，大青山中较大的沟谷，均可行人行车。例如在坝口子沟以西的哈拉沁沟、以东的小井沟均为沟通阴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但坝口子沟因距呼和浩特最为近便，相比之下，交通更为繁忙。
9：30，考察团到达北魏祭祀遗址。北魏祭祀遗址位于大青山一处山顶台地，距公路约两公里。考察团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夏月胜老师在山脚下汇合，由他带领大家一同前往考古挖掘地点。
在通往北魏祭祀遗址的路上，夏月胜老师向考察团介绍了一段秦长城遗址。秦统一后，为抵御北方匈奴，在连接燕、赵、秦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长城。《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考察团看到的这段长城呈西南—东北走向。朝克曾撰文讨论呼和浩特地区的长城遗址，他在文中提到一段蜈蚣坝长城，在呼武公路17公里处，随蜈蚣坝脊东西蜿蜒，东至红沙口山谷峭壁，西达乌素沟陡坡，全长约二十余里。
（朝克：《呼和浩特地区长城遗存》，《内蒙古文物考古》，年第2期。）
考察团途经的道路正是呼武公路，这段长城地点也靠近蜈蚣坝。因此，我们看到的这段长城，可能就是朝克所说的蜈蚣坝长城。
秦长城遗址（陈博翼拍摄），考古工作人员介绍照片中的沟壑内留有秦长城遗址。
北魏祭祀遗址目前正在挖掘。从考古队提供的航拍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处祭祀遗址，共分内外三圈。长海老师据相关研究认为这类形制类似蒙古国出土的公元前九至七世纪青铜时代赫列克苏尔（俄文khereksur）遗址
（特尔巴依尔，《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年，第57-77页。）
。蔡伟杰老师指出《蒙古考古》一书对赫列克苏尔的来源做了解释，该词源自当地蒙古人见到这类遗存，误以为是9世纪当地黠戛斯人墓葬之故。
（D.策温道尔吉等著：《蒙古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但实际上赫列克苏尔的年代比黠戛斯人至少早了一千年。另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尔巴依尔认为该词源于蒙古语的Киргисхр（Kirgiskhüür），意为黠戛斯人（据信为今日吉尔吉斯人或柯尔克孜族的先祖）之墓，後来才音转为khirgisüür。
（特尔巴依尔：《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年，第57页。）
蔡伟杰老师认为赫列克苏尔不仅是象征骑马游牧民兴起的遗迹，也是显示草原权力产生的指标。也许这样的建筑形制正是北魏拓跋氏从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所继承的遗产。
（关于北魏祭祀遗址的情况，参考了蔡伟杰：《书谱石刻工作坊田野考察札记》，未刊稿。）
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相信我们对早期游牧部族祭祀仪式会有更加丰富的认识。
北魏祭祀遗址（田宓拍摄）
10：30，考察团离开北魏祭祀遗址，乘车继续向北，渐渐驶出大青山，到达当地人习称“后山”的大青山北侧。中巴车首先到达武川县。武川县是北魏六镇之一武川镇的所在地。县城可可以力更是蒙语，意为“青色的崖头”，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形成聚落。可可以力更地处交通要道，是清代旅蒙商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之一，至今仍有比较活跃的活畜交易活动。
可可以力更镇的牛羊活畜交易市场指示牌（田宓拍摄）
中巴车离开武川县城，沿省道，向北行驶。沿途农耕和游牧自然景观交错呈现。从可可以力更至召河一带，主要是较为干旱的农业区，农田里种植的是莜麦、荞麦、土豆、向日葵、油菜等耐寒耐旱农作物。一些养蜂人的蜂箱，间或从车窗外一掠而过。公路两旁，时而出现一些村落，规模都不太大，少则十几家、多则数十家。
从召河至达茂旗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一段，周边环境开始向草原景观过渡。公路两旁农田逐渐减少，代之以大片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沿途可以看到用铁丝网围住的草场。20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度，草畜承包到户。此后，牧民逐渐在自家草场的边界修建网围栏。原本连成一片的草原，被切割成无数破碎的小块，这一变化改变了牧户原有的放牧方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刘志伟老师指出人类历史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以土地产权作为经济关系的基础。定宜庄老师认为把土地产权作为经济关系基础的观念运用到牧区和林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对草原上的物种造成一定程度破坏。草原上很多植物需要依靠牲畜排泄的粪便传播种子。牲畜被固定在小片草场中，植物种子无法像以前一样传播，这导致草原的物种越来越单一。定宜庄老师曾在锡林格勒盟插队，今昔对比，她一再感叹现在的草原很少见到花了……
13：30，考察团到达达茂旗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在百灵庙广福寺门口，考察团与在此等候的达茂旗政协退休干部X先生汇合。X先生十分熟悉当地历史，在达茂旗期间，由他带领考察团参观。
15：10，午饭后，考察团从百灵庙出发，驱车向北，前往敖伦苏木古城。道路两旁是地势微微起伏的绿色草原，不时有羊群、牛群闯入人们的视线。前往敖伦苏木的道路正在扩建，即将修成的道路，大约是原来的两倍。路上运送砂石的大卡车来来往往，发动机轰鸣的声音打破了草原的静寂。
16：10，考察团到达敖伦苏木古城。下午14点至16点，正是草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四周草原上没有一棵树木，明晃晃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投射下来，让人无法睁开眼睛。考察团成员从遗址保护区门口步行至遗址区，分散开来进行考察。
敖伦苏木古城最早为考古学家黄文弼于年发现。此后黄奋生、江上波夫等都曾赴古城进行考察或局部发掘。敖伦苏木为蒙古语，意为“许多庙宇”。古城位于百灵庙镇东北约30公里，坐落于黑山西侧的南缓坡上，南邻艾不盖河。据说河水曾经可以行船，但目前河水已经干涸。古城是在金代安答堡子城的旧址上兴建，是金元时期汪古部首领赵王世家活动的城池。该城毁于元末明初战乱。明代中期，阿拉坦汗曾进行过较大规模复建，至明末清初，又再次废弃。
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平面图（邓宏伟、张文芳：《阿伦斯木古城遗址》，《北方文物》年第4期。）
古城呈长方形，坐北向南，方向偏东约40°。东西长约为米，南北宽约为米。古城四面城墙、西门、北门、西门以及四个角楼的遗址均较为清晰。城内保留了宫殿、民居以及景教、藏传佛教寺院等建筑遗址。古城内地表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各种建筑构件、石碑、瓷器残片等。《王傅德风堂碑记》和《阿拉坦汗碑》均发现于此。
（关于敖伦苏木古城的记载，参考了邓宏伟、张文芳：《阿伦斯木古城遗址》，《北方文物》年第4期。）
目前敖伦苏木古城发掘的各种遗物大多保存在达茂旗博物馆。
当晚在百灵庙镇吃饭、住宿。晚饭就餐期间，X先生向考察团成员讲述了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达茂旗的轶事。年，拉铁摩尔与他的日本助手和孙子重访中国。X先生当时是达茂旗的一名兽医，曾与拉铁摩尔见过面。他表示拉铁摩尔的蒙古语相当流利，对各种土语方言也非常熟悉。
（关于X先生回忆拉铁摩尔访问达茂旗一事，参考了蔡伟杰：《书谱石刻工作坊田野考察札记》，未刊稿。）
晚饭后，考察团在汽车站附近一家宾馆住宿。由于这一天正是达茂旗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宾馆床位十分紧张。包呼和木其尔老师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几经周折才订到宾馆。
7月21日
8：00，到达达茂旗博物馆。达茂旗博物馆正在装修，还未正式对外开放，X先生联络有关部门，使考察团得以参观。进入大门，博物馆中庭地面上，一副巨大的“清代茶叶之路线图”，引起考察团的注意。该路线图从福建崇安出发，一路向北，分抵张家口和归化城，再至库伦、恰克图等地，在伊尔库茨克西折，直至秋明。清代，茶叶在进入外蒙古之后，很大一部分销往新疆。这一贸易路线并未在地图中体现。这幅地图意在凸显“百灵庙”在茶叶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其他城市名称用深棕色标记，“百灵庙”几个字则用浅棕色标记。
考察团随后参观了“岩画与生态陈列展”和“游牧文化历史展”两个展厅。“岩画与生态陈列展”展厅在一楼，主要展示达茂旗境内采集的题材各异的阴山岩画。“游牧文化历史展”在二楼，主要展示北方游牧人群在达茂旗境内的活动情况，展窗内展品还未摆出，但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出土的石棺、石碑、景教墓顶石以及各种建筑残件等均已布展。
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出土的景教墓顶石（田宓拍摄）
“游牧文化历史展”展厅中的两通石碑引起了考察团的注意。一通是立于约年左右的阿拉坦汗蒙古文碑。此碑最早由黄文弼在敖伦苏木古城发现，后来遗失。年，包头文物管理处在达茂旗所在地三公里处南营所草库伦的一位汉族农户家中找到。该碑主要赞颂阿拉坦汗、其孙大成台吉（dayicingnoyan）与夫人太后哈敦（tayigalqatun）等人修建庙宇、弘扬佛法的功德。
（全荣：《明清时期蒙古文碑刻述略》，《朔方论丛》第4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年。）
另一通是立于道光十二年的蒙汉文合璧界碑。长海和包呼和木其尔两位老师对该碑的蒙古文部分进行了翻译，经比对后发现蒙汉文碑文内容基本一致。汉文碑文内容如下：
“钦差大人松查明原案断定哈达玛勒河源系达尔汉贝勒、土默特两旗正中接壤界址，东至托速图山，西至克抽鄂博，山后为达尔汉所属，山前系土默特游牧，建立碑记，明白刻字，以杜越占。开列十条，奏奉谕旨：办理甚属精细明白，著照所议行。钦此。钦遵。刻镌碑文，建于哈达玛勒河源之处，永以为记。
□出工料花费修建
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吉日”
围绕着碑刻，考察团展开热烈讨论。此前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中，赵世瑜老师曾提出一个问题：以往在蒙古地区有没有民间人士自发刊立的主张自己权利的多语种碑刻？考察团认为这通碑似乎是一个例证。陈博翼老师指出根据碑文应该有配合的官方文书，此碑的刻工不太精良，似为民间人士根据官府的判决而立。乌云格日勒老师猜测这通碑可能是为了划分游牧业与农业之间的地界所立，因为这一时期汉人农垦的步伐，已经到达大青山山后。赵世瑜老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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