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国考古精彩纷呈，成果众多。在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即将揭晓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10篇总结性稿件，对去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其夹处于秦汉和隋唐两大帝国之间，我们经常会使用过渡时期这一概念。历经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战乱和分裂局面，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呈现出强烈的阶段性、地区性和不均衡性。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墓葬制度、建筑技艺、手工业生产、佛教艺术都在这一时期发生剧变，呈现出明显的承上启下特点，为秦汉文明向隋唐文明的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相对于其他各时段考古发现而言，年度应该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小年。在年1月10日公布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围及获奖名单中无一上榜，而在即将开始的具有中国考古学界“奥斯卡奖”之称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36项入围名单中，属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也仅有2项。
年度的考古新发现基本延续往年考古的情况，与其他各时段考古大致相似，主要体现在城市和墓葬两个层面，这也恰是生与死的两个世界。网上有句名言叫“上班如上坟”，其实考古不只是在挖墓，相对于生后世界而言，生前的活动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维度上都要远超后者，考古所需面对的对象也更为复杂，工作开展更具历时性。
城市考古
年的城市考古工作目前见诸报道的主要以汉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城为主，六朝建康城以及北魏重镇武川镇也进行了少量工作。汉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城均为持续性考古工作，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宫城区前半部，重点在以太极殿宫院为核心的部分开展工作；东魏北齐邺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宫城区考古集中于宫城区后半部和外围，以探索宫城区整体布局为核心学术目的；南郭区宗教、礼制建筑群的考古亦为持续性工作，重点围绕北齐大庄严寺和明堂园展开。作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两处都城遗址，两者目前所开展的考古工作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对于探寻中古时期都城制度发展演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1）汉魏洛阳城遗址
汉魏洛阳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继续以宫城太极殿宫院为核心，着力于太极殿及其附属宫院建筑群空间布局的研究。主要有三项：1、对北魏太极殿宫院西门址（十号建筑遗址）的解剖发掘，基本厘清了该门址的形制、规模和时代变化。该门址平面建筑形制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极为相似，而且建造与沿用时代一致，仅规模略小，显然是统一规划下的产物。从门址所处特殊位置来看，极有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曹魏及北魏宫城西门神虎门有关，但是否兼有太极殿宫院西侧出入口和宫城西门两重功能，尚值得探讨。门址西侧发现的道路遗迹推测与战国至曹魏时期的夏门内大道有关，极大丰富了城址文化内涵。
2、太极殿北侧廊道与宫门址（十四号建筑遗址）的解剖发掘，发现不同时期廊道础石、铺砖地面、门道铺石等重要遗迹，基本厘清了太极殿北侧廊道及宫门的建造与沿用，以及太极殿宫殿建筑群与北侧宫院的空间围合和分隔，确定了该组廊道建筑既是曹魏与北魏太极殿宫院的北界，也是从太极殿向北进入下一组宫殿建筑群（显阳殿宫院）的重要通道，进一步加深了北魏宫城大体是在曹魏洛阳宫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总体认识。
3、太极东堂北侧的十三号和十六号宫院内大型夯土殿基与廊道的新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太极殿北侧第二座正殿（显阳殿）两侧宫院建筑群总体格局的认识，同时也为探索显阳殿两侧宫殿建筑院落与宫殿建筑的形制布局和建筑结构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图1汉魏洛阳城遗址年发掘（洛阳汉魏故城队提供）
（2）东魏北齐邺城遗址
东魏北齐邺城遗址在年度主要开展了两项田野发掘工作，其一是对东魏北齐宫城区的发掘，其二是对东魏北齐南郭区宗教、礼制建筑群的发掘。宫城区的发掘确认了宫院西南角的平面形制，其平面呈曲尺形，夯土宽约6米，台面残存有础坑7处，础坑周围还分布有小型柱洞十余个；了解了宫城区北部号大型建筑基址北侧和东北部附属建筑的平面形制，号基址东北部结构较为复杂，南半为号基址东侧廊房的北延部分，北半为号基址北面院落的东侧廊房的南端，两者形成曲尺形拐角，建筑形制亦存在差异。南郭区宗教、礼制建筑群的发掘确认一处近方形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地上台基边长超过30米，地下基础由7条条形夯组成，形制较为独特。上述发现为探寻东魏北齐宫城区平面布局、北齐大庄严寺范围和明堂园结构均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线索。
图2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号大型建筑基址及其附属建筑（邺城考古队拍摄）
（3）六朝建康城遗址
六朝都城建康城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晋南朝时期视建康为汉文化正朔之所在，不过由于历朝历代的城市变革和现代南京城的叠压，六朝建康城遗址的考古工作相对于中原北方地区的洛阳、邺城而言，要显得略为滞后。在-年和-年两个时间段，钟山南朝祭坛类建筑遗存以及大行宫地区夯土城墙和道路等遗迹的发现，极大推动了六朝建康城的平面布局研究。
年，在南京雨花台区西营村（南京城南石子岗范围）发掘发现六朝建筑基址3处和水井1口，其中一处建筑基址为方形夯土台基（推测为佛塔遗存），该区域发掘出土佛教造像残块、泥塑像残块和莲花瓦当等南朝遗物，为研究六朝时期佛寺布局、建筑技术和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玄武区碑亭巷53-91号位于六朝宫城范围之内，年曾发现孙吴和东晋砖砌水井、南朝石构遗迹等遗存，年对这一区域再度发掘，廓清了南朝石构遗迹南侧形制和范围，同时在该遗迹南侧还发现沟类遗存，出土大量六朝时期陶瓷器和砖瓦类建筑构件，为六朝都城布局研究进一步积累了材料。
（4）武川坝顶遗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是北魏六镇之一武川镇所在，对于武川镇城的具体位置目前仍有较大争议，主要有二份子城、希拉穆仁城、乌兰花城、下南滩遗址、土城梁城等几说。坝顶遗址位于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西南的蜈蚣坝坝顶之上，海拔高度达米，与土城梁古城隔白道遥望，所在地势较为平坦。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坝顶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现存土丘平面呈圆形形制，结合采集到的遗物初步推断其为一处北魏祭祀遗址。为进一步明确该遗址性质，年对其进行了正式发掘，发现围垣和壕沟等遗存，结合围垣和壕沟三重环绕的平面形制及壕沟内出土的马、羊等动物骨骼，发掘者进一步认定该遗址应与北魏皇室阴山祭天有关。
图3武川坝顶遗址航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拍摄）
墓葬考古
年考古发现并已见诸报道的这一时期墓葬并不多，其中以西安焦村十六国大墓和入围“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20项名单的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最为瞩目，此外，六朝都城建康（南京）和孙吴早期都城武昌（鄂州）等地区周边亦发现一些六朝时期墓葬。
（1）陕西西安南郊焦村十六国大墓
焦村十六国大墓地处西安南郊的凤栖原上，地势高阜，为西安南郊历代古墓葬密集分布的区域。年，西安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在航天基地鼎润新城一期项目勘探发现古墓葬27座，并于-年对其中24座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包括十六国时期墓葬1座，北周墓葬2座，隋唐以及后墓葬21座。当时勘探发现的还有2座墓葬（编号M25、M26）因条件不具备而推迟至-年进行了发掘。
经发掘发现，M25和M26东西并列、坐北朝南，均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其中M26为前后双室土洞墓，出土骑马俑、九盘连枝灯、陶罐、帐座、铜帐钩、铁帐钩、铁镜等遗物。M25为前、中、后三室土洞墓，墓道过洞及甬道上方均雕刻有门类建筑形像，内容包括门扇、直棂窗等。墓室均为长方形土洞结构，四角生土雕刻柱础和方形角柱，推测墓顶为穹窿顶或四角攒尖顶。墓室四壁彩绘壁画，可见仪仗图、翼兽图以及部分题记。因多次被盗扰，该墓仅出土文物68件，其中包括具有较典型关中十六国特征的合欢帽俑、十字髻女俑等。该墓是迄今发现十六国时期墓葬中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结构完整、出土文物丰富且带有壁画的大型墓葬，墓道上方的土雕建筑和出土文物均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体现出民族融合大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与交融的特点，墓葬规制与建造方法开后期墓葬之先河，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4西安焦村M25十六国大墓（图片来自网络）
（2）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
七星堆六朝墓群位于江西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建设工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考古队在建设区域内清理发现73座古墓葬，出土遗物余件，以陶瓷器和金属器为主。其中六朝墓葬规模宏大、数量众多、形制丰富、级别较高，特别是A发掘区发现的16座六朝墓葬，排列有序、布局合理、规划严谨，同时还发现大量墓园建筑废弃物。七星堆六朝墓群是国内同时期罕见的保存较好的大型六朝墓群，结合带有“周侯”、“豫章海昏中郎周遵字公先”、“甘露元年”等内容铭文砖的发现，推测A发掘区所发现墓葬应为六朝时期周氏家族的墓地。该墓群的发现丰富了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研究的基础资料，为探讨南昌城市变迁以及南昌城和江西地区在六朝时期的政治地位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墓群出土遗物丰富，来源和产地多元，反映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六朝时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社会交流，其中一些具有典型异域特征遗物的发现对于研究六朝时期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图5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A区（图片来自网络）
图6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出土铭文砖（图片来自网络）
图7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出土鹦鹉杯（图片来自网络）
（3）南京地区六朝墓葬
年，在南京市栖霞区金尧路和公园东路交道口东北角曾抢救性发掘一座墓葬，根据墓室南侧壁龛直棂假窗上部发现的“昇（升）明二年”的纪年铭文砖，可推定该墓年代不早于南朝刘宋时期。该墓虽为早年发现，但系本年度首次公布，墓中出土70多枚铜钱，为东晋南朝时期以建康为中心的墓葬编年研究积累了较为重要的材料。此外，江宁街道新市镇建设PPP项目（华西地块）亦发现不少六朝早期墓葬，多为小型叠涩顶砖室墓。
（4）鄂州地区六朝墓葬
年，鄂州地区共发现三处较为集中分布的六朝墓群：对面山墓群、青龙山墓群、邓家咀墓群，这三处墓群均位于鄂城区杨叶镇古塘村，属于湖北鄂州国际物流枢纽项目工程机场建设核心区。对面山墓群勘探发现12座墓葬，其中M7、8为东晋时期大型砖室墓，共出土文物77件，金银玉器18件，有金手镯、金指环等。青龙山墓群清理发现六朝时期墓葬11座，可分A、B两个区域，其中A区7座，多为双室墓；B区4座，均带长方形墓道。两区墓葬布局合理、规划严谨、设施完备、形制独特，可能为同一时期的家族墓地，排水沟的砌法为以往所不见，墓葬共出土金属器、瓷器、陶器等各种质地文物余件。邓家咀墓群发掘发现东晋时期砖室墓7座，出土铜镜、盘口壶、鸡首壶、青瓷盏、青瓷碗等遗物。上述发现丰富了鄂州地区六朝墓葬的文化面貌，为研究武昌城周边地区六朝时期城市与葬地布局提供了新的考古例证。
（5）浙江绍兴平水小岙墓地
小岙墓地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坐落于平水盆地腹心地区，发掘发现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含陪葬器物坑）座，其中一组墓群布局规整、排列有序、形制统一，出土一批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青瓷器，推测应为以“潘”姓为主的家族墓地，为浙江地区六朝墓葬考古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综上所述，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多集中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如洛阳、邺城、建康、长安、武昌等地区及其周边，与地方城镇相关的发现仅有武川、南昌、绍兴等处，经发掘或确认的遗址或墓葬也多与皇室或世家大族有关，这应和低等级遗址或墓葬在考古发现后因特征不鲜明而难于辨认有一定关联。当然前面所列举的这些考古发现的信息多来自网络、报纸等媒体，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往往具有滞后性，前面所提到的肯定不能代表年度考古发现的全部。从有限的新闻报道来看，值得欣慰的是传统的大型都城遗址仍然在持续开展工作，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而以往开展工作较少但实际非常重要的一些遗址也逐渐开始有计划的开展工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发现中几乎所有墓葬包括一些遗址都是在工程建设中发现，当遇到重要古代遗存时，在密集建设工期的不断催促下，如何做好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值得深思。
重要展览
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十年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发现的2号墓被认为是三国时代的开创者魏武帝曹操的高陵，曾一度掀起了三国考古热潮，之后又有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如年洛阳发现曹操族子三国名将曹休墓，-年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发现“天子坟”（有学者认为是吴景帝孙休的定陵），年洛阳发现西朱村曹魏大墓，同年苏州虎丘路发现出土“吴侯”铭文砖的孙吴大墓。年南京栖霞区狮子冲发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安陵及其母亲丁贵嫔的墓葬，虽非三国时期墓葬，但亦引起了民众及社会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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