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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植祥
宣传画：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二。年11月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三、四，年11月
知识分子劳动化，哈琼文绘画，年12月
50多年前，我随天津市十八中长征队一行，于年4月3日离津，行程余里，于年5月抵达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个人因病住院，于6月中旬到庙沟插队落户。到年6月6日，乘选调单位卡车，离开庙沟。共计26个月零3天。
时间的长河一直在流动。世事变迁，时代发展，生活巨变。回首往事，许多事都忘却了。也有些事，历久弥新。那一段时光的脉动、激荡，如今却感觉是那么平和、自然。
组队
我出生在天津市北辰区（当时叫北郊区），后来随父母进城。年考入天津市第十八中学。其前身是年建校（也有年建校一说）的汇文中学。
年，学校好像变了。随着新初一入学，还有七0届的入学， 人数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只是，我们这所年建校的传统男校，成了男女混编学校。考试入学，成了就近入学。新生和我们似乎是两个世界。我们都明白，我们该离校了。
离校去哪儿？天津市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等着我们。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自谋出路，一条是上山下乡。下乡的地方，学校联系好了，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境内。
我们这些，历史上 的一届，在校三年多，还是初一的学生，居然还领到了一张初中毕业证明的纸。
我家当时住的地方，在今天黄河道新庆里那一片。是一个六户人家的小院。房子很简陋。是20世纪四十年代的房产业主专门盖的出租房。胡同口不远处，还有一个被解放军的炮弹炸开的地堡残余。
那些日子，小院里闲聊的主题就是上山下乡。我家对门住着一位常年跑长途的大车司机，姓周。是院子里的消息灵通人士。打听到点新鲜事，下班回来，一进院门，就大声说道。年下半年的时候，这位司机师傅进了院门，说得几乎都是下乡的事了。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几乎喊着说的：“市里定了，下乡知青，一个人安排五百安家费，发给两丈五布票，发棉衣棉裤棉帽子， 年吃商品粮，每月四十五斤定量……”。声音大的，院子里的人听得清楚，连对门的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跑过来问是不是真的。
那些日子，广播里播送次数最多的歌曲，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歌词、旋律，至今还记得：“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需要我守边卡啊，扛起枪来我就去，打起背包就出发……”
老初一、老高一没有留城分配工作的指标。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了。部队招兵，全体都报名，参加体检了， 我们班里只有五六位穿上了军装。入伍参军的同学走了之后，学长们上班的上班，当兵的当兵，下乡的去兵团的，都走了个干净。我们就从楼房教室，这时候，我们班的教室搬到了西楼旁边的平房教室。
这几间教室，坐北朝南。原来是高三年级的。教室门口，是学校的篮球场，边上，有双杠、单杠。距离食堂、礼堂都很近。
那天，阳光温暖。在教室门前，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靠着双杆，随意聊起最近这些日子上山下乡的声浪。商量我们怎么办。
自己联系出路，也是一条出路。自己找接收地方。回老家下乡，去兵团，如果能够有办法联系到城里的工厂接收，学校也不拦着。其实，谁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当时，能够挤出来的招工名额，早就安排完了。
我的老家就在北郊区，老家早在半年前就来家里和我父母谈条件，也没有避着我：如果能够将厂子里照顾家属的零活，交给村子里，村里可以照顾我去村里学校当老师，也可以带几位同学一起来……好条件说了一大堆。能够照顾到哪一种程度，要看我父亲的能力。可能在村里人看来，能到城里顺利找到工作，顺利落户，能量一定很大，满足村里的需求是张飞吃豆芽，小菜碟。
其实，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工人，而且性情耿直，对当时的厂领导看不惯。不可能做到村子里满意的程度。记得父亲当时很为难。其实，只要换个角度想，都能想明白：真有那样的好事，厂领导不会放到自己的老家去？孙建增好像说，他的老家也不算远，几个人一起到他的老家去也不是个什么事。说着说着，不知道是谁说的，既然要下乡，就别在家门口。在家门口是有点好处，却受到家人、亲戚的影响太大，很难做成事。要走就走得远一点，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相对贫瘠落后的地方，可能真的能干点事业出来。好像是王文波说， 大家一起，人少了容易受排挤、欺负（当时班里真有几个人，沾染到一点社会上小混混的习气，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就受过欺负）。大家商量，要不咱们也组织个10来个人，也来个长征队？话说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可行。
组建长征队，上山下乡的动议就这样多少有点稀里糊涂地就提出来了。
后来，还有好几次探讨。形成决心。接下来就是谁来当这个长征队的队长。有人推举我来当这个队长。有个同学在一边插话，说我在学校里还可以，到了社会上就不一定能行。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和各路人马争取适当权益，我不是 的人选。要是我当这个队长，大家伙免不了点亏。不如让杨玉生当合适。事情大致就这么定下来。
有好几次商谈的时候，都有杨树梁老师在场。赵佐萍老师有两次也在。自从确认要成立长征队，两位老师几乎全程在场，随时向学校汇报。
老家村里，有在内蒙古军区当过兵的复员老兵，特意跑到家里来，和我介绍过内蒙古的零碎情况。从新中国成立前的遍地土匪，到莜面的炒熟、烫熟、蒸熟等等；还有，放卫星，动辄亩产万斤、十万斤。内蒙古没有放过那么大的卫星……我家对门的周师傅，跑车到过山西、内蒙古，说起吃食，念念不忘山西的三白水晶饺子，说起来就一副快要流口水的样子。我的大姑父，是天津一品香糕点厂的老师傅，和我说，内蒙古的白糖、白面，厂子里都用过，质量都不错。
当时，我们学校上山下乡的对口地方是武川县。武川县知青办的宋秀棠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和我们介绍武川县的情况。说武川县有农区，也有半农半牧区。家家户户自己做醋、做粉条，有羊群，有马，主要农作物是麦子……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骑马、吃白面、吃羊肉的极富浪漫色彩和 气息的图画。我印象最深的是家家户户做醋、做粉条。我妈妈倒是会做面酱，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从来没有做过。粮食定量都不够吃，没有粮食做面酱啊。做醋、做粉条，也需要家里有粮食啊。
林林总总， 促使我背上了背包。
当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统购统销，全国各地基本上价格上基本都一样。大城市里的供应好一些，也就是品种齐全点，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收入水平也基本上一样。甚至像新疆阿尔泰、内蒙古额济纳的工资水平还是全国 的十一类标准。
学校里对于我们成立的长征队上山下乡，非常支持。汇报上去，一路绿灯。 市里批准了，还特批了长征队队员和带队老师，每个人，每个月一百斤全国粮票和一百元钱作为路上打尖住店的开销。
年，秋收。我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的组织下，到武清县支农。割黄豆、割玉米秸秆……房东家里不烧开水，全家老小都是喝缸里的凉水。同学们也是。我看大家都没事，那天实在渴得厉害，嗓子都快冒烟了，就拿水缸里的水瓢，喝了两瓢水。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得了中毒性痢疾，昏迷不醒，被空军部队派车医院。
为了养病，我在老家村里住了不少时间。
当年，学校里的老师也好，同学们也好，几乎都谨言慎行。我住在村里我老姑家。老姑的侄子们说话口无遮拦。记忆最深的几句话，至今还记得：“工人不干活，学生不上课，没大事。试试农民都不种地，都去瞎闹腾，当时候，粮，没有，菜，没有，厕所都没人掏，看看城里人怎么个活法。”
冬天，我养好病后，在我们班的教室在黑板上，用粉笔头（一开始就找到了两三个粉笔头，后来自己买了一盒粉笔。）写复课的主张，呼吁复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都在抓革命促生产，我们怎么办？”，还写下了极具当时特色的口号：“复课闹革命”。又将堆在原教师办公室的破烂桌椅，搬到教室里。自己买了钉子，简单修理桌椅。自己不懂得请示汇报，只是朴素地觉得不能老是这么乱下去。学生，就应该在学校里，坐在教室里。这些行为，受到学校的重视，派杨树梁老师来班里，做工作。在学校支持和杨老师、赵老师和班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班 个完成了全班同学回到教室。桌椅也都换成了新的。这让我觉得自己做的是无用功。杨树梁老师从那以后，一直在我们班里，做了许多工作。
长征队组队以后，学校里派杨树梁老师陪着我们长征。杨树良老师的长辈在澳门做进出口商，专做长城地毯的生意。当时，内蒙古呼和浩特地毯厂的产品，通过长城地毯的途径出口。杨树梁老师，带了一台莱卡相机。一路上拍摄的照片都是使用的这台相机。当时在学校里工作的工宣队队员王树海师傅，受学校委托，和杨树梁一起作为领队。王师傅当年是进军绥远部队里的一员，进过绥远， ，熟悉道路，熟悉长途行军的事项。
我们的上山乡下长征队，正式组成。由李泽执笔写了篇《宣言书》，由何春龙用颜体字书写，贴在学校展示橱窗里。文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革命前辈长征，天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前面有敌兵堵截……我们呢？要走的不过千余里路，一路上，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受到热接热待。
还记得当时自己觉得杨老师和王师傅的名字很有趣，一个叫树海，一个叫树梁。我想不出来海，怎么能够树起来。有特别喜欢听评书的同学说，“这还闹不明白？架海紫金梁啊！树海。树梁，都是栋梁材。”
有道理。
